中國 周代
的哲學發展，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配合政治的發展和改革，目的，就是希望為天下的老百姓求取生活幸福；故此，中古時期的中國賢人都抱持一份道德上的責任來思考種種不同的生活現象與問題，就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呈現出一份濃烈的“政治氣色”！
也就是從周代孔子的儒家思想開始，哲學就跟政治融合在一起；這麼樣子的哲學發展環境，是一種社會普遍的現象，是社會風氣的趨勢；在政治上與社會上主流的思想家，都不約而同抱持著一種“道德責任”去思考如何的“道德指標”才能夠為“國家”帶來“國泰民安”的氣象！若不然，就是退居政治圈子以外，安身立命於“自然簡樸”的生活方式，過著一種超然物外的“修心養性”生活；為“個人”與“自然”的關係探求一種更清晰的“自處之道”！
西方的哲學發展跟中國的情況截然不同！
西方哲學從古代希臘而生；而古希臘哲學的誕生卻是從政治的改革開始，釋出了空間讓哲學能夠獨立發展，不直接受到政治環境的主導。
這種發展的空間，是從古代希臘七賢之一的 梭倫
於公元前594年在雅典推行政治改革而孕育出來。
當時，梭倫
決心清除所有讓雅典公民在生活裡變成為奴隸的機會，不容許以“人生自由”作為“契約”的條款，亦不容許以“人生自由”作為償還債務的途徑；如此，就確立了雅典公民
的人生自由不會因為生活的問題而受到侵害，淪為別人的奴隸；與此同時，只保留“謀殺罪的死刑”，其他的罪行死刑一律廢除！
這種政治上的改革，為雅典公民帶來了“人身保障”的價值觀念。
到了另一位後來者 克利斯提尼 在公元前508年前後，在雅典
帶領公民推翻一直以來控制著雅典城邦政治的舊有貴族氏族政治圈子，從政治上解放了雅典公民，改行“議會政治”，由五百名不同階層的雅典公民所組成的行政機關來決定政策的方向與施行；配合公民大會以擴大雅典一般公民的權利來平衡議會政治的權力；再以選舉執政官這個職位來領導實際管理雅典的日常工作；若然出現了利益的爭執，就以
陪審法庭
來訟裁誰是誰非。這些都是為雅典公民進一步得到個人自由保障與生活保障的重大改革，得到了這種法律之下的基本保障，經濟開始穩步發展，財富讓部份人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之後，得到了較大的生活空間從事非物質性的活動，“思考”；不同種類的生活問題為這個時代的人開出了一條發展哲學的道路。
值得玩味的，就是這個“思想”上的重大改變， 中國
與 希臘 近乎是同一時期發生的，兩者都是在公元前600年至500年之間相繼出現思想巨變，為甚麼希臘會乘勢借助“哲學”的發展而產生出“科學”這一門具有系統性的“果實”？
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從雅典的政治改革當中，是釋放了“哲學”；而並不是中國那樣子的是“政治改革”收編了“哲學”作為“工具”！
從雅典政治改革確立的“個人自由保障”與“自由意識”，得到了一個不受政治操控的空間去“發展”；個別的人，從物質生活的充裕環境當中，不再需要經常憂心基本的生活需要，從中得到足夠的心力與時間去“思考”各式各樣的“生活問題”；從思考自然現象
的範圍開始，希臘系統性的哲學誕生了！
哲學在希臘來到畢氏學派(Mathematikai)研究萬象的人，他們專研
算術、幾何學、音樂與天文學：這些都是當時希臘教育的基石，後世稱為四藝(quadrivium)就是四條道路交滙之處。後來再確立了三藝(trivium)就是三條道路交滙之處；語法、修辭 與
邏輯。四藝和三藝共同組成博雅教學七學門。
在“古希臘七學”的基礎，人們開始習慣了一套包含著“思考方式”、“文字記錄”、“邏輯辯證”、“技術應用”、“修正改良”的“求取知識方法”，為日後發展出來的“數學”與“醫學”開通了一條“科學”的路徑。
來到這裡，再看一看發生在同一個世代的“思想巨變”，為中國
和 希臘 開創了系統性哲學發展的時代；但是，卻因為相異的客觀環境讓這兩個民族在“哲學發展”的道路上踏上了各不相同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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