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人的思想，可以說是從環境的變遷當中找到時機急速發展起來；尤其是在
周代 的 東周時期裡的春秋晚期到戰國初期，戰亂頻繁，社會混亂，士大夫僭 越國
君之職，禮教敗壞至極；孔子四出走訪大大小小諸侯國論述“以禮治國”回復古風樸實百姓安居的理念；這界定為中國哲學發展的里程碑；也可以說有系統的中國哲學濫觴就是“儒家思想”，從孔子
這個起點開始，不同的哲學思想相繼出現，目的就是希望可以讓天下百姓生活在一個安穩的國度裡。
這個遠大的理想目標由誰人來達成？
古代哲人在這個問題上已經擁有很強烈的“現實感”，他們都認為是從“政治”開始；只需要“天子”“
國
君”“士大夫”層層而下的為政者都能夠“依照”治國之本來看待“天下”，“問題”就能夠得到妥善的解決。這個“治國之本”簡單而言，就是“老百姓生活幸福”。
故此，中國古代有名的“思想家”大多數都會以“當權者的顧問”這個身份在現實的政治層面上讓自己的“理念”滲透到政治制度當中。
董仲舒
從“儒家思想”衍生出來的“天人感應”學說，得到了 漢武帝 的青睞，用以強化 中央集權政治的
忠君愛國思想。漢武帝頒布“罷黜百家，獨專儒術”的國家指導思想；開啓了“哲學”與“政治”融為一體的“中國文化”；但是，也可以說是從這個“罷黜百家，獨專儒術”的開始，儒家的“古樸思想”蕩然無存，變成為“政治的附庸”。
雖然“政治現實”就是不容許真正的“以民為本”，總是在這個“民本思想”之上，被套上一個“君權神授”的不可“質疑”，讓“民本思想”被“降格”來“擁戴”天子萬歲萬萬歲；但是，在骨子裡的“儒家思想”卻又不厭其煩提醒每一代的皇帝若然希望“國泰民安”，“皇位穩妥”，就必需要“順天理而行”；若不然，為害天下百姓的，必遭天降災禍；這就是董仲舒
“天人感應說”的簡易理解。
有了這個“天人感應說”在漢代
政治層面的影響力，皇帝就不再是天下的唯一主人；在皇帝之上，還有一個“上天主宰”這個屬於“形而上的實體”來監督皇帝的行為；皇帝也就是受制於這個“上天主宰”；為了要向天下百姓証明“當今天子”是“蒼天所選”的，就必然會“創作”了各式各樣的“思想概念”與“環璄”相互配合的“論証”來說明“君權神授”的正統性。
在這種“政治”與“哲學”的關係裡，有些時候是“哲學”帶動“政治”的“變化”；另一些時候卻是“政治”牽動“哲學”的論述來評鑑社會風氣。
中國哲學
就是因為有了這種“政治因素”，限制了“它”的獨立發展；從
漢代開始一直被“君權神授”這個形而上的方向蠶食，縱然有少數賢者曾經嚐試探明其他的哲學範疇，但是終究也是回到“政治層面”來論述“天下”的“災兆禎祥”，缺乏了“生氣”！也是因為花了大部份的心力從“哲學”層面來探究“災兆禎祥”，所以中國在某程度上而言，就是因為這種“傳統文化觀念”，“哲學”太早就跟“政治”融為一體，沒有空間從“哲學”裡開出“科學”這一朵燦爛的鮮花。
西方的哲學發展路途與中國的情況有著很大的迴異之處。
西方的哲學是從希臘開始；而希臘的哲學是從政治的改革得到空間發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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