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中國因為歷史發展過程的關係，在持續不斷內部戰爭需求的培養環境之下，“政治早熟”成為了一件既能展現優點也能暴露缺點的“緊身衣”！
“官僚系統”在古中國經歷了漫長的“測試過程”，成為一種“不用言傳”而“心裡明白”的“君臣”與“官民”的尊卑觀念；從這種“尊卑觀念”衍生出來的“道德倫理”成為了二千多年來中國人對於“自身”與“制度”的“默契”。
這種所謂的“默契”究竟是甚麼呢？
“皇帝”與“官府”是碰不得的！
故此，在能夠忍受的範圍內，中國人習慣了去“認命”！
既然“皇帝”與“官府”是碰不得的，但是同時卻又“不可信任”的；那麼，“活著”的又如何是好呢？
中國政治早熟的後果，就是讓普遍的中國人都“認命”在先，“反抗”在後；若非到了不能再去忍受，也不會提出“反對意見”；所謂“官字兩個口”就是古中國讀書人在“典籍”裡領悟出來的“大道理”！
中國政治早熟，讓為官者都過早衍生出一份為後世所言的“水仙花情意結”！
“官”可以在“任何的制度”裡找到“想找”的“東西”而又不會被“整治”。
“官”可以在“任何的地方”裡找到“想找”的“土豪鄉紳”串聯在一起去“發財”而又不會被“朝廷追究”。因為“朝廷”也是在“發財”。
所以，從一個“側面”來看“古中國”的官僚制度，就是一個從皇帝的勢力範圍以外，各自組合的“發財組織”。
那麼，是“發”甚麼人的“財”？
答案就是“老百姓”。
只要不去把老百姓的“財”一次搾過清光，讓他們可以保著“命根兒”，“財”便可以一直的“搾”下去！
故此，從一個“偏激”的角度來看“政治”，就是“利益”的“何時分配”、“何時何人可以分配得到”與“何時何人可以分配得到多少”的“可行性”與“實際可行性”；在古中國的“官僚制度”裡早已經把這一整套“政治概念”“應用”得“成熟”與“流暢”；不需要後人再去驗証了！
但是，這份“成熟”與“流暢”的《成績表》只適用於“中國的內政範圍”；只要一出國門，便會出現很多問題。
今天的“中國”就是在“官僚系統”裡普遍存在一種“水仙花情意結”的“自戀狂心態”。
一般老百姓因為在如此的“官僚系統”裡生活，所以也被“教育”成為了活在“自戀狂心態”的中國官僚系統裡而不去提出任何“要求”。
因為，所有針對“自戀狂心態”的“改變要求”都必然會“動搖”整個承傳自“古中國”的官僚系統；當“系統”被動搖了，政權也可能被取代了；所以，一直以來，“官僚的改革”都只能夠從“官僚系統”的內部提出來，一般老百姓和知識份子是“過問不得”的！
這就是中國民間的“禁忌”！
中國的“官僚系統”早熟，直接培育出中國官場的“水仙花情意結”。
這是一個不容易“醫治”的“惡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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