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並不是甚麼高難度的東西，只是讓人找到人生種種問題的方法，從尋找的過程當中，明白“自身”與“自然”的關係；當明白了“自身”與“自然”的關係之後，便會對“自身”存在的價值有一個實在的掌握，從這個掌握當中知道人的“尊嚴”何在。
“人”相對於“自然”，始終都是“有限的”！沒有力氣把“自然”改變，便只能夠選擇跟“自然”融洽相處的生活方式，如此，才可以體現出“和諧”！而尋找“和諧”的目的，就是讓“自身”在不失“尊嚴”的同時，也懂得“萬事萬物”也有其“生成變化”的 原因 和 結果，當中必然也存在跟“我”有相同的“尊嚴”。
馮友蘭，是一位從清末過度至近代的學者，在歷史的變遷當中，身處在中國大陸從事學術的研究，是一位老派的中國傳統學者。
馮友蘭，是一位從清末過度至近代的學者，在歷史的變遷當中，身處在中國大陸從事學術的研究，是一位老派的中國傳統學者。
與此同時，香港成為了英國殖民地；在中西文化交融的社會環境裡，學術的研究在相對中國大陸而言，自由的思想空間，為不少華人學者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環境自由探索。在六、七十年代裡的“香港”大學校園，一般成績較好的學生，都會選讀“文、史、哲” 的學科，牟宗三、 唐
君毅、勞思光，是那個時代裡的“中國哲學”翹楚；三位近代學者當中，勞思光的個性較為剛直，經常都會對於一些 人 和 事 提出批評；其中，他對中國大陸的學術環境及學者面對不自由的思想空間所代出的“後退”深感不滿！
勞思光 曾經對 馮友蘭 在國內的學術研究立場提出質詢，認為他作出了太多的“妥協”，失去了作為“哲學探求”的“真”，經常為了“政治意識形態”的需要“避諱”！
可能，這就是“自由國度”裡的必然吧！
當人“吸著自由的空氣”，“說著自由的說話”，“做著自由的行為”的時候，是沒有可能感受“呼吸不到自由空氣”的窒息，沒有可能意會得到“不能自由發表個人意見”的鬱悶，也無從理解“做著不想做的事情”那種無奈！
馮友蘭 在他離世的時候，在中國大陸學術界得到了“大儒”的尊敬，在他有生之年的歲月裡，為中國傳統哲學思想作出了詳細的分析與詮釋，縱然這一切的工作在身處香港的另一位學者 勞思光 的心目中都是一些被牽制著的“哲學思考”，並沒有一份從事 哲學思想工作的“真”；這些，都是源自於 馮友蘭 作出了太多的妥協！
這些批評出自一位身處“自由國度”裡的學者對一位終其一生都選擇居住於較為封閉的中國大陸“大儒”，聽在心裡，不禁有點兒值得“反思”！
在不同的社會環境裡，以同一個標準來衡量一樣東西，所得出來的結論必然有其“差距”；這種“差距”不一定是“當事人”的原故，而是為了“靈巧應對”現實的審查必然要作出的妥協，讓同一樣存在於兩地的東西，有著一種明顯的差異性！
或者，在國內要出版學術著作，要成功通過學術的審查，便必需要附合“國內的要求”，故此，無論是甚麼樣的學術著作，或多或少都會提及到“馬克思思想”、“唯物史觀”、“社會主義”等等…這些中國大陸官方確認的意識形態。
要發表個人研究成果，就需要作出一些妥協！這是一種身處自由國度裡的人不會感受得到的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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