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軍裝警察站在街上的時候，都會有一種“威嚴”；所謂的“帆船蓋頂”配合“大頭錄衣”制服，絕對不會有人故意“挑釁”。
有人會說這樣的情況會縱容“警權過大”；可能真的會如此！但是，拿來與今天的情況比較，或許，這樣子的所謂“警權過大”就是能夠“震懾”那些“江湖販子”。
今天，大多數“江湖販子”都懂得把自己裝扮起來，變成為“民主鬥士”；只要是“警察”出來維持秩序，“民主鬥士”必然會來一個“身體衝撞”；在他們心裡認定“打著”“民主自由旗幟”，就是看你不敢動我半根汗毛”。
“民主鬥士”以這種手段來“衝擊”
眼中的所謂“警權過大”，“真的有效”！
當“民主鬥士”以近乎“橫蠻”的“手段”來“衝擊”傳統權力的時候，必然會吸引到更多“不滿意生活”的市民
加入他們的“行列”；這真的有點兒“黑社會電影”裡的所謂“收靚”。
這些由“民主鬥士”組織的“另類社團”，在傳媒鏡頭面前的“行動”就恰似是“古惑仔電影系列”裡的“社團奸角”，以能夠“鋤減警方威嚴”為快，經常大叫“差人打人”“差人大晒咩”作為鼓動群情。
幸好，在“古惑仔電影系列”裡還有一個“忠角”，就是“陳浩南”。這位電影裡的年青社團頭目，懂得如何在“社團內鬨”與“警方監視”的境況下找到“自己的位置”；在平常日子裡，與“李修賢”保持良好的關係，有需要的時候，還會“求警協助”。
這樣的一個“古惑仔”現實難求。
其實，今天的“大學生”在“熱衷”於“衝擊”“政權”與“警權”的時候，從他們眼中的所謂“公民抗命”之外，還對社會傳達出一種“信息”，就是“不需要守法”！
“公民抗命”與“不守法”兩者之間的差別在那裡呢？
或者，一個很好的“教材”就是上世紀的“印度聖雄甘地”帶領印度人民“要求”英國交還統治權給“印度人民”的“不合作運動”。
這個“不合作運動”的特式，是在於“印度人民”這一方是絕對的“不暴力”，絕對有“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影子。
相對於今天香港街頭經常由“民主鬥士”帶領的所謂“公民抗命”而言，香港的“民主鬥士”所“違抗”的大多數都是有著一個很明顯的“暴力傾向”而所“違抗”的對象卻“模糊”；而這種“暴力方式”在於很多“加入”民主鬥士行列的成員而言卻是必要的“手段”；沒有這種“手段”便不能夠吸引“傳媒”的報導。
細心思想當年“甘地的不合作運動”是以“非暴力”的方式來進行，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甘地”清楚明白到當“英國人”離開印度之後，自己所領導的政黨就會“執政”；故此，甘地在印度全國各地發起“不合作運動”的時候，同時要求所有參與者都要以“非暴力”的“手段”來要求“英國人”交還政權。
倘若，“甘地”的“不合作運動”是以“暴力方式”來企圖“趕走英國人”，那麼“甘地”在“第一滴血流出來”之後，便難以“遏止”他自己所發起的“暴力運動”；到了英國人真的走了之後，留給印度人的就是一個由“暴力”搶奪回來的“政權”。
一個藉詞建立一個“民主印度”而使用“暴力”的新政權，那有理由在“獨立”之後再去提倡“和平”呢？
香港的政治現實，就是“政黨不能夠執政”。在這個“政治限制”之下，所有“政黨”也好，“民主鬥士”也好，都只能夠選擇做一個“支持政府的”還是“反對政府的”立場；或許，較為溫和的就會自稱是“監察政府”。
在這個所謂的“遊戲規則”之下，所有“政黨”也好，“社團組織”也好，都不可能推選一位領袖出來“競選特別行政長官”；故此，形成了香港社會一種獨有的“政治現實”，就是“可以不顧後果”的去“表達政治素求”；因為不用擔心“執政之後”需要“承擔自己所種下的“惡果”。
沒有“執政希望”的從政者要如何自處呢？
要求“他們”擁有如
“甘地”的精神是不可能的，因為沒有“執政的誘因”，也沒有“甘地”的個人情操可言；故此香港政治才會出現了恰似是“電影古惑仔系列”的“情節”。
正是因為“劇情需要”，“民主鬥士”才會處處與“警方為敵”，形成了香港政治環境的獨有之處，就是“警匪鬥智”。
在“警匪鬥智”的過程當中，誰是“忠”？誰是“奸”？這本來是一個容易的問題，但是在滲入了“政治元素”之後，“忠”的可能被塑造成為了“奸角”；而“奸角”卻擁有了一種不得不如此的“苦衷”；結果，出現了“忠奸不分”的情況。
在這種“難為正邪定分界”的政治立場而言，警察的出現就成為了一個“現成”的衝擊對象；只要“衝擊”到警察的防線，就是衝擊到“現政權的威信”；這雖然只是一個“政治理念”的“旁門”，但卻容易收到“效果”。
所以，在文明社會裡，“警察”永遠都是“政治角力”的工具。作為“工具”是沒有“選擇”誰人當主子的權利，一切都是“奉命行事”。在“奉命行事”的過程當中，本來是沒有甚麼“政治立場”可言；因為，在文官制度下的“文明社會”裡，公職人員是應該“政治中立”的。但是這麼樣子的一個“政治中立”在香港而言，就是很多人懂得“利用”與“攻擊”的“標靶”；當“標靶”一經被“釘上”就成為了“政治上可供衝擊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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