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 張居正的生前死後

     “張居正 先以私人函件要求地方親信以他的意思上達文書給皇帝，文書到了文淵閣之後，張居正就以皇帝顧員的身份批示，也在私人文書中暗示親信的升遷安排，如此，建立了一個以張居正為中心的國家行政機關，以補助正常行政機關的不足。

      張居正的措施徹底暴露了中央集權過度的不良後果，在下層行政單位許多實際問題尚未解決以前，行政效率的增加，必然是緩慢的，有限度的，強求效率增高，超過限度，只會造成行政系統的內部不安，整文官集團會因壓力過高而分裂，而糾紛一起，實際問題又會升級成為道德問題。”(節錄 《萬曆十五年》)

      這是一個典型以個人威望 及 權力，試途改造一個基礎已經不穩的行政架構例子；在 張居正 權傾朝野的日子，這種個人意願確實得到行政機構裡的官僚系統有限度的“執行”；因為，朝野內外沒有人能夠跟 張居正 匹敵。

     情況就恰似香港 最後一任總督 彭定康 在他任內 要求 所有政府部門 因應自身部門的工作訂立一套“服務承諾”；公開向市民承諾每一個政府部門的“服務質素”達到如何的水平；就是給官僚系統一種壓力；倘若 政府部門的最高決策者並沒有能夠懾服部下的威望，就必然只會是一種沒有實質表現口號。縱然身居其位的最高決策者擁有這種能耐，也只能夠確保在其任內維持這種“服務質素”，當最高決策者不在其位的時候，而政府部門卻沒有真正的從根本上提升服務能力的水平；例如部門在這段日子裡是否增加了所需要的人力，又是否部門內所有人員就所提供的服務知識普及與否；若然這兩種元素都沒有得到妥善的安排，那麼，好景就必然不再！

       明代中後期的官僚體系陋習，並不可能憑借一己之力就可以改變；故此，張居正 主政的時代結束之後，整個官僚體系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全部恢復到“前張居政時代”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