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時行 這位生於明代中後期的 中央朝廷大學士,所要面對的現實情況就是帝國體制上實施中央集權,其精神上的支柱為道德,管理的方法則依靠文牘。
故此,在他 身居內閣首席大學士的日子裡,從來沒有因為察覺到政治與管治上的需要而去制定一部能夠真正實施全國的普及成文法典;這麼的說,並不是否定歷代皇朝在刑名法制上所下過的苦工,只是縱然京城內的能幹之士如何的編制出盡可能完善的法令也走不出京畿。(《萬曆十五年》)
不論是古代還是現代,只要官僚系統能夠運作正常,就可彌補政府權力被議會架空的現實情況,若然情況發展到跟美國參眾兩院由不同政黨控制大多數議席,把政府提出的議案擱置或不被通過,甚至截斷官僚系統的“薪金”發放,讓整個官僚系統停止運作,公民不能夠使用政府部門提供的服務,而政府部門的官僚系統成員亦需要強迫無薪休假,在如此嚴峻的情況之下,政府就是在某程度上被癱瘓了。
在中國帝皇時期,這種中央政府被
癱瘓 的情況是不會出現的!因為,皇朝時代的中國,道德至高無上,它不單只可以指導行政,而且可以代替行政;而至高無上的道德代表,就是皇帝。
所以,就算官僚系統的人事出現了嚴重的問題
與 衝突,讓朝廷的日常運作出現難以持續情況,天子皇帝的 權威就會適時發揮作用平衡不同官僚派系的磨擦;若然,天子皇帝並不是一個勤政愛民的人君,那麼,作為皇帝最信任的大臣,往往都會以天子皇帝的名義來嚐試讓“麻煩事件”冷卻下來;找出一些可以“斥退”的人來“罷免”,作為行使皇帝權威的象徵;申時行,就是一個懂得如何運用皇帝給與他有限度權力的首席大學士。
申時行
在得到 萬曆皇帝 尊為 大學士之首,擁有 首輔之名 來為皇帝處理帝國日常大大小小事情;這項職責從開始之際就十分清楚的告誡 申時行,他的 首要責任,並不是要破舊立新去幹一些鴻圖大計,而是要盡其所能讓帝國的官僚體系保持在一個有效運作的最低水平。
為了達到保持帝國官僚體系最低限度的有效運作,申時行
所採用的方法就是“平衡手段”。
而所謂的“平衡”又是離不開“利益的分配”!
在申時行的年代,他不單只要去平衡不同官僚派系的“利益平衡”,還需要照顧
萬曆皇帝 的利益得到有限度的滿足!
這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萬曆皇帝
是一個個人思想的天子,他在 張居正 時代 是一位有志於為政明 君
的 年青君主;到了 張居正 死後 被揭發出來的諸多惡行爆光之後,這位年青君主 大受打擊;因為,萬曆 確實 視張居正為師亦為父!
到了申時行
掌政的日子,萬曆 已經 對於政事有著一種不能主宰就放棄的心態;對於內外朝臣的諸般勸諫都視為犯上,不再願意跟這些官僚派系有任何接觸,更不會想到要妥協;改以一種消極的“不表示意見”的態度來看待大大小小的事情;要去
照顧 這樣的一個萬曆皇帝的心願得到有限度滿足,申時行 確實感到為難!
說到這裡,倒有點兒覺得
現在的香港立法會主席 有著 申時行 的苦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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