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生命自己負責”對於大多數人而言，是一件沒有甚麼“大不了”的事情；認為是沒有甚麼“大不了”就會不太用心去“善用”；或許，還會經常去“浪費”。
有些人就是認為自己的“命”太長了，而另一些人卻十分害怕“死”；兩種截然不同的人走在一起的時候，必然會“貌合神離”，心裡認定對方“想的”“做的”都不“妥當”。
一個說：「活著是苦，是痛；我就是想“解脫”；只是，我自己“解脫”不了，當坦然說出自己的心意之後，卻招惹了一大群人來跟我說那句“活著多姿采”！來吧！請你們看一看我這身殘軀如何去“活得姿采”呢？」
另一個說：「人生免不了“不如意”，只要懷著信念，堅忍一下，總會找到轉機！」
這麼樣子的兩種人生取向，可以相容嗎？
其實，人應該何時就要死？
我們的文明是鼓勵“人”要“活下去”，而不是“去死吧”；所以，“死亡”從來都不是一件值得“慶祝”的事情；以“死亡”名義舉行的聚會都是為了“解慰之情”。
我們就是不會慶祝死亡！
當然，“死”的是仇人，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人，總是會有兩種“標準”來為自己應對人生。
有些人在心裡是被界定為“死了算吧！”。
另一些人卻是“請不要死”！
當中，原因是各人有異，絕對沒有一個“普遍性”的標準。
那些行為如“惡魔”的人，無時無刻都會有人在心裡“咒他死”！就算是有人真的“行動起來”把“惡魔”殺了，也不會有人為“惡魔”的死公開表達“由衷”之情。
因為，在人們心底裡認為“惡魔”是該死！
在同樣是“死”這個問題上，人們心底裡卻是認為“好人”是應該“不要死”！
有點兒糊塗了！
一個好人遭遇上不幸變成了一個就算是想“自殺”也沒有能力的人，文明社會主流思想就是要盡力去維持“他”的生命。而“生命”在於那個沒有能力“自殺”的人而言就恰似是活在沒有“生趣”的世界裡；這樣對於你/妳 而言，有問題嗎？
或許，在沒有甚麼人“知道”的情況之下“死了”，是沒有人會在意那個“死了”的人是否“安樂死”；只要不公開“實情”就是了！
但是，把“安樂死”這個名稱擺放在文明社會的公開討論層面上希望可以得到一個“客觀”判斷！這就絕對不可能了！
這個“不可能”是源自於
“人類”對自身的世界是有著一種“有形”與“無形”的“地域觀念”；在那個認為是與自己有關聯的“地域”上有任何的變動，都會“觸動”感觀神經所啓動的反應。
“活著”的時候，人們都普遍同意“自己的生命自己負責”這個要求。來到“死”的這個問題上，人們卻對“選擇死亡”這個決定權應該歸屬於誰人一直“不願意”來一個“清晰”的界定；這可能就是因為在人類
而言，“生”與“死”當中都是往往包含著一些“情”在其中。
“情”這東西卻是最沒有“標準”可言的。
因為“情”之所在，人們可以不離不棄守候在病床前。同樣是一份“情”之所在，人們卻又可以接受建議讓親人“不接受搶救”。
一生一死的決定都是從一個“個人意願”的最大可能性的“好”套落在一個不能夠決定自己“生”“死”的人身上。
可能，在地球上眾多的物種裡，就是只得“人類”才會為著同類的“生”與“死”產生如此多的矛盾。
“自殺”、“他殺”、“安樂死”在於
人類文明社會而言，都是屬於衝擊傳統道德觀念的行為；這最低限度直到今天也是如此。
基於人類文明當中的“喜生哀死”觀念，“安樂死”還未能夠從傳統禁忌裡釋放出來，人類文明還是要求我們“盡可能的活下去”；至於應該止於何時，就沒有人願意站出來定下一個終點。
或者，當人們基於某些原因決定“結束生命”的時候，對於仍然“活著”的人而言，必然是“情”愈深“痛”愈深。這在數年前的一篇網誌裡已經思想了這個境況；當下再想到“安樂死”這個問題，再一次想到人
活著是為了“別人”還是為了“自己”？
其實，所謂“活著的意義”或許就是需要“顧己及顧人”，在實現“自我”的過程當中，同樣需要關心別人的“感受”；這個道理大多數人都明白，只是實行起來卻又是另一回事。
當“活著的意義”落在“生”與“死”的問題上而同時又“涉及”到“安樂死”；那麼最終的依歸是否應當在於“當事人”的身上而並不是旁人的“態度”呢？
這是一個不容易“落實”的抉擇，是超出了一個“普遍性”的“道德價值觀念”；不論是如何的取決，都必然會引起另一方的批評。只是，在不絕的爭論與批評的過程當中，又有誰人會真正了解“當事人”的感受呢？
想了這麼多，寫了這麼多，看了這麼多，還是在一個迴旋處上找尋方向。
那位在現實裡為“病人”進行“終結生命療程”的醫生，最終因為公開在電視訪問節日裡播放出病人“接受安樂死過程”，觸動了司法部門的“神經”，認為他破壞了一個不正式的協議，就是在不引起社會廣泛注意的情況下，司法部門不會主動採取“檢控行動”；因為每一次的“檢控”都因為在辯方呈交法庭的“病人與家屬訪談記錄”錄影片段的時候，陪審團都必然會被眼前的病人與家屬所承受的“痛苦”所觸動，結果全都是判決“安樂死醫生”罪名不成立。
但是這一次的電視播放“死亡片段”引致司法部門再之提出檢控所選擇的方法，就是不讓辯方呈交“病人與家屬的証據”，只是把檢控過程局限於“終結生命療程”這個方法是否“觸犯了他殺罪名”。
當去掉了“人情”之後，案件就只剩下“有人死了”這個簡單的事實，陪審團只需要去裁決這個“他殺罪名”是否成立；不需要去爭論“安樂死”的值價。
不錯，回到現實，拿掉了“人情”之後，“死”就是“死”，當証實了並不是死於自然之後，就需要查明是“自殺”還是“他殺”，至於是否死得“安樂”與否根本不重要。這是“法律”的而需要，也就是“法律”的必然性。
至於其他的“人情”只能夠以個別特殊例子來看待。
而“安樂死”就是一件“特殊的事情”，有必要個別看待，不能夠概括而言。
還有很多原則未能想清楚，只能夠暫時到此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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