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香港教育分類有“文”“理”“工”“商”，學生的成績評核是透過一次性的公開考試來決定“優”與“劣”；成續好的，而又有能力繼續升學的青少年人，都會選擇在學歷更上一層樓。
有人選擇繼續升學，當然也會有人選擇投身社會工作賺錢養家；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中五學歷在社會上是普遍認同的“合式學歷”，中五畢業成為了大多數青年在社會“打出一遍天”的基礎。
這個年代，是“文”
“理”“工”“商”百花齊放的日子，也造就了勞動力市場的“穩定增長”對經濟發展的正面影響；那時候，香港是“全民就業”。
在“全民就業”的日子裡，很多“社會民生問題”都不會“浮現”；就算是“讀書不成”也不會成為社會的“三大害”；因為，只要願意付出勞力，也可以有所成就，有機會晉升為工商業的中層管理人員；就算是在公務員行列當中，也確實有只得“小學畢業”的警員透過在職進修取得“中學畢業學歷”之後，晉升為“警司級別”。
從“微時”而起，很多 人 和 事
都沒有一個可與之比較的基準，所以，七八十年代的香港人，或許真的可以說是擁有一種“樸素”，“大人”有“工做”、“細路”有“書讀”就足夠了；直到香港經濟起飛了，成為了中國對外接觸的大窗口之後，香港人“改變”了！
香港人既是“中國人”也是“大英帝國子民”的身份，讓生活在一九九七年之前的香港人有著一種“雙重性”。這種一般都會在“移民”身上找到的“雙重性”若然不能夠妥善看待，就會有機會變成為“矛盾性”，在兩種“身份”之間游移，無法找到一個“立足地”。
要決定自己的“身份”，並不是一張“身份証明”就能夠完滿，還需要一種“權利”與“義務”的均衡，如此才可以感受到一種“名正言順”的“公民感覺”。
香港人從來都是對“公民”的感覺有一種陌生態度。
從前，八十年代之前的“香港身份証”上的“國籍”都是列明“英國”；但是，香港人卻不可以自由進出英國本土；同時，一身“中國人”特徵的香港人亦不能夠自由進入中國大陸；後來，香港政府因應回歸中國的現實情況，容許香港人自由決定“身份証”上的“國籍”選擇“中國”還是“英國”。
但是，不論是選擇“中國”或“英國”為“國籍”，香港人還是不可以自由進出“中國”和“英國”；這種“身份”上的“迷失”與“不確定”讓香港人養成了一種“國家的疏離感”；這種“國家的疏離感”給與了香港人在某程度上一種“安全感”；這種所謂的“安全感”就是“中立的態度”，不偏左也不偏右，在沒有更好選擇的情況之下安心去做一個“香港人”。
殖民地時代的香港人，需要“付薪”給駐港英軍來保護我們的安全，但是，卻不能夠“過問”英軍是如何的“保護”我們。
回歸之後的香港人，國家不需要香港政府“花費分文”給駐港解放軍，駐軍所有費用由中央政府責負；所以，香港人也是不能夠“過問”解放軍是如何的“保護”我們。
另一方面，香港人
在回歸中國之後，卻又希望跟中國大陸政權保持一定程度上的“距離”，故此才會出現“高度自治”的政治格局來演繹何謂“河水不犯井水”的政治金句。
一種“若即若離”的生活就是香港人的現實政治感覺；也是一種“雙重性”的生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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