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從古到今都不習慣政治妥協，要不是全輸就是全贏，從來沒有現代政治所謂的“雙贏”局面的意識存在。
歷代皇帝都是從一種“世上唯一聖人”的身份掌管“政治”“軍事”“經濟”大權於一身，絕對不會跟其他人分享“聖人之治”的權力。
故此，中國每當遇上“朝政腐敗”的歲月，民間的壓迫達到了“爆發點”的時刻，就只會出現“武力反抗”;當出現這種在“當權者”而言的“動亂”，必然會以“武力平亂”；平亂不成功就只能夠改朝換代，絕不會出現“英國”的“君主立憲制度”分享權力以達致“皇權永續”的穩定局面。
其實，中國也曾經出現過一次形式上與英國相似的“君主立憲”政治局面的機會。
晚清時期，清廷積弱不振的情況已經到了再沒有能力以“武力平亂”，從“太平天國起義”到“孫中山革命運動”，再加上“各國列強”紛紛在中國境內“割據”來保護自身在中國的利益；清廷實際上已經失去了管治中國的能力；縱然有意保留“清廷管治模式”作為穩定中國局面的朝野內外有識之士，倡言“清廷”考慮接納類似英
國
君主立憲模式的政治改革成立議會政治以平息“革命浪潮”繼續在中國土地上蔓延；只可惜，為時已晚，清廷已經到了“垂死”的階段，“旗人”不論在“政治”、“軍事”與“經濟”各方面上的影響力經歷了二百多年的“實質漢化”之後，“漢人”已經在地方“政治”、“軍事”與“經濟”掌握了主導權；“紫禁城”的政令出不了京畿。
這樣子的一個“清廷”支持不了多久就倒下了。
封建政治格局就是典型的“要不是全輸就是全贏”的政治循環模式。
“辛亥革命”成功之後，孫中山領導的政府是一個“先天不足”的弱勢政府，沒有絕對的“軍事力量”懾服地方清廷武將，只能夠以“妥協”的方式利誘大大小小的清廷地方武將“接受”國民政府的正統地位；這其實可以看作為
孫中山 第一次在中國土地上示範如何在“不是全輸又不是全贏”的政治局面。
孫中山
清楚明白亦接受中國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就可以掃除二千多年的“帝皇封建傳統”，只能夠首先把“封建招牌”除下來改掛上“國民政府”這招牌；而事實上，在中國土地上大多數老百姓也是在心裡認為只是沒有了“清老爺”牌匾，其他的東西一切依舊不變；實際上的確是如此。
孫中山死後，蔣介石政府繼續“要不是全輸就是全贏”的政治思維；結果國民黨政府退居台灣。
從國民黨政府手上奪取了政權的中國共產黨，也沒有可能拋棄“要不是全輸就是全贏”的政治思維；故此，生活在中國土地上的老百姓直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也是受到“要不是全輸就是全贏”的政治思想教育，從來都沒有感受過甚麼樣子的“政治局面”才叫做“民主政制”。
民主政治
有一個十分明顯的特徵，就是永遠都不會出現“要不是全輸就是全贏”的政治格局；絕大多數情況之下，執政與 在野 的政治力量都會 承認 和
接受“不是全輸又不是全贏”的政治局面；這也是維持和平的其中一個重要政治元素。
回顧“六四事件”，就是從一種“要不是全輸就是全贏”的中國政治傳統觀念製造出來的。
在“學生”溫和表達要求政府關注現實裡的政治腐敗情況的時候，中國政府表現“強硬”。
當“學生”得到大多數老百姓支持和同情的時候，中國政府才察覺到需要釋出善意來緩和已經十分緊張的局面；但是，在這個時候，學生因為等得太久了，態度上不再“溫和”，叫價亦提高了；希望能夠“全贏”。
中國政府意識到“學生”的叫價提高了之後，傳統的“要不是全輸就是全贏”政治思維再一次影響大局；結果，“六四事件”成為了歷史的一部份，回頭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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