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次的六月天到了，在示威遊行高呼口號之前，從書櫃裡找到當年修讀政治學的指定讀本《政治學新論》鄭宇碩羅金義
編 中文大學出版社；掀開那段分析“六四事件”的編章一字一句的重讀一次。
( 3.3
二十世紀中國政治的困惑與希望；關於「天安門事件」的分析)
一九八九年發生的「天安門事件」，以一種看起來如此溫和而有節制的要求和反應開始，但卻以一種如此激烈的流血衝突而告終。它最為明顯的悲劇性在於：對所有涉及者來說，不論是學生、市民、政府中的溫和派還是政府中的強硬派，這種激烈的流血衝突都遠非他們所希望得到的結果，雖然他們對甚麼是最好的結果的看法有著天壤之別，雖然在事件發展的不同階段，不同的人物和集團不時面臨著並非唯一的幾種可能的選擇。對事情為甚麼會如此發展這一問題，則絕非義憤填膺的道義讉責或「各打五十大板」式的辯解所能回答。這一問題的答案也不簡單的包含在對歷史過程的詳細描述之中。事實上，如何分析解釋問題，不僅涉及到這一歷史悲劇本身的內在因果關係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它還涉及到二十世紀中國政治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這一悲劇的歷史沉重性，事件發展的動態複雜性，以及它與中國將來政治變化的重要相關性，使任何有見地的分析都必需建立在兩種結合的基礎之上：一是宏觀歷史研究和微觀動態行為分析的結合；一是社會科學概念與分方法和中國經驗的結合。
整個天安門事件中，涉及到成千上萬各種各樣的人物和各種各樣的關係。但最關鍵最引人注目的仍然是以大學生為代表的社會力量與政府當局的關係。先是學生們上街遊示威，要求與政府對話，要求政府清理「官倒」腐敗現象，並要求政府當局承認學生遊行和學生自治組織的合法性。但政府當局拒絕學生們的後一個要求，並在「四‧二六」社論中把這種行為定謂為「動亂」當學生以二千人參加的大絕食爭取到廣大市民的同情，並迫使政府當局與之對話和非正式地承認學生行為和學生組織的正當性時，學生們卻堅持絕食，堅持佔領天安門廣場，堅持要政府當局改組，甚至有人號召推翻整個社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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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我們就有至少如下幾個可能的後果：
1)「合作性開放」：政府對學生「讓步」，而學生也同時對政府當局「妥協」，結果是國家與社會力量之間建立起一種良性互動關係；
2)「非合作性開放」：政府對學生「讓步」，而學生卻對政府「不妥協」，反而不斷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後果是國家與社會之間沒有建立起一種良性合作關係，社會運動的運作與要求不斷加碼升級；
3)「維持現狀」：政府對學生「不讓步」，而學生卻對政府「妥協」，後果是國家與社會之間也沒有建立起一種良性合作關，社會運動受到壓制，但社會問題和社會不滿有可能不斷暗地裡積累升級；
4)「公開衝突」：政府對學生「不讓步」，學生對政府也「不妥協」，後果是國家與社會之間發生公開衝突甚至流血事件，結果是社會運動受到壓制，政府的合法性受到嚴重損害，社會問題和社會不滿不但有可能不斷暗地裡積累升級，而且社會政治力量有可能兩極分化，為下一輪的社會危機埋下了伏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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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門事件的流血經驗再一次告訴我們，擺脫全能主義政治體系和破除「全贏全輸」的虛假「必然性期待」、是中國實現平穩的民主化過渡的必要條件。如何尋求和建立「爭議性合作」(cooperation in an
on-cooperative)的規則和形成對非必然性結果的共同期待，是打破「全贏全輸」這一習慣化了的政治弊病的重要一環。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如何形成「溫和勢力」在政府中佔主導地位，「非激進力量」在社會力量中佔主導地位，是避免激化矛盾，避免惡性衝突的前提條件。雖然這兩種力量的博弈格局仍然有可能導致公開衝突，但也包含了實現社會妥協的可能性。這包括短期突發事件中「歪打正著」的可能，也包括長期交往中實現理性妥協的可能，更包括根本改變對政治鬥爭的那種「你死我活」、「全贏全輸」的大眾化期待，引發出「聚合博弈」那樣的良性互動社會變革。
引述了這段“學者思維”來進入這一年的“六月天氣氛”，在前車之鑑的歷史教訓之下，普通市民，從政人物都應該時刻提醒自己“政治”是需要“妥協”這種若然應用得宜就是“藝術”的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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