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納瑪拉心裡清楚知道一個國家的軍事最高負責人“國防部長”，除了“總統以外”，國家是“戰”是“和”的關鍵，就是身為“國防部長”的自己在那個當下是如何的思維。
麥納瑪拉
從哈佛大學助理教授出身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作戰統計研究計劃，協助培訓預備軍官。他的專長概括而言，就是擅長數據分析及資料搜集，從分析結果當中找到問題所在，再研究運用那一種方法去解決問題。
他的才幹從那時候開始被華盛頓及美國工商業巨頭所留意。
他是一位學者；以學者的目光來看戰爭相對於一位軍人的目光更能夠看到戰爭以外的事情，也就是這個原因，在約翰甘乃迪就任總統的時候，邀請他加入內閣出任“美國國防部長”一職；當時的麥納瑪拉剛剛被“福特汽車”委任為第一位“非福特家族成員”的總裁，年薪八十萬美元；相比於貴為“美國國防部長”的年薪二萬五千美元，相差甚遠。
這是一個“理想的制度”，現實是如何？又是另一回事了！
在發生“古巴導彈危機”的時候，麥納瑪拉 一直擔當起為“戰爭降溫”的角色；當時，大多數的美國高級將領，都抱有一種“必需要開打”的期望，幸好一個不受軍方接受的麥納瑪拉 始終沒有被“武將”的“求戰”心態所影響，始終嚴守著一條“生死線”不輕易去越過；若不然，麥納瑪拉只需要一句“我同意”第三次世界大戰便會爆發！
回憶這段經歷，這位國防部長如此的說：「甘乃迪、赫魯曉夫、卡斯特羅，這三個人都是理性的人；但是當三個理性的人走在一起的時候，只差一點兒便把這個世界毁滅掉！」
麥納瑪拉 並沒有詳細解釋為何理性的人是絕對有機會去摧毁一切；伊德 只能夠以有限的資料去猜想是如何的一個道理？
可能，就是因為理性的人都會遵從一個行事原則，依靠資料(數據)分析所顯示出來的結果告訴 你/我 些甚麼？之後，按照這些結果執行“應變計劃”是絕對合理的行為；因為，這些是合理及可以預計的行為，在各自心裡都有一個底線的情況下，大家都清楚明白自己如此行之後，別人將會採取如何的行動來回應。
若然“應變計劃”不變，而事情發展卻又正朝向觸發“衝突”的方向演變，在沒有其他“應變計劃”加入或取代的情況之下，在 麥納瑪拉 出任甘乃迪內閣國防部長的日子，我們的世界便已經毁滅了！
奇蹟在這個關鍵時刻出現！
“害怕”就是這個“奇蹟”的主要內容。
在三個理性的國家最高領導人心中，“害怕”這種不包括於“理性”範圍內的“心理”讓三方面都不願意首先“開第一槍”！
雖然，大家都知道事情的最壞結果是甚麼？
但是，大家都害怕真的出現這麼樣子的一個結果。
這在往後的世界裡被稱為“核阻嚇力量”。
這就是“文人”掌控“軍事”好處的一個例子！
“文人政府”所看重的並不只有“勝利”或“失敗”；還是有很多“勝利”之後與“失贁”之後的問題需要去考慮；這不同於“軍人”在戰場上“戰死”就是一生的最高榮耀與最終的歸宿，這就是日本人所言的“武士道精神”的重點所在。
“文人”卻能夠以多一種目光來看“事情”，除了“理性”的計劃之外，還可以有“感性”的靈活處理手段來消融“硬事件”。
麥納瑪拉 以“感性”的觸覺為甘乃迪消融了一次核戰災難，但是，“十年越戰”的責任，麥納瑪拉 卻推卸不得！
或者，一個凡人長期身處於一個“大時代”裡，沒有可能真的“絕對清醒”，總會有出錯的機會讓自己不能自拔。
麥納瑪拉
或許就是有足夠的清醒讓第三次世界大戰沒有因為“古巴導彈危機”而爆發；但卻沒有足夠的能力讓美國避免陷入十年越戰的惡夢。其中的原因，可能就是“越戰的開打”應該不會引發“美蘇核戰”吧！所以，一眾文官武將都認為“可以打”！
可惜，身為一國的軍事最高層決策者，往往都只是有能力去決定“何時”、“何地”去發動戰爭；但卻沒有能力去決定“何時”、“何地”去結束戰爭；縱然真的有一個“抽身於戰場的計劃”，也並不是必定可以實行！
可能，人類世界當中，本來就沒有絕對理性的機會，任何事情，都給會有“感性”的思維滲入其中，作為一種緩衝作用，讓人和事都不至於“毁滅”其自身於“理性”當中。
寫到這裡，開始明白麥納瑪拉所言“理性會毁減世界”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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