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頌 北七高度護理病房

母親出院暫住二姐家中半年後，我們便租住一個面積較大的單位，新住處剛好在大姐居住的同一幢大廈內，大姐在十三樓，我和二姐一家在三樓，這樣的不經意安排，讓母親能夠經常看到五個外孫，雖然母親從來沒有說出半句話，但從她臉上的一絲笑容，可以肯定她已經得到生命中最大的安慰。

但在這個美麗的景象背後，母親的吞嚥能力開始減退。起初，我意為是她心情不佳向我發洩情緒，於是我百般遷就，把進食的時間順延，將食物調味得好一點。但結果都是一樣，母親依樣經常因為嗆喉弄致臉色發紫，好不容易才吃完一碗飯。這種情況日復一日復出現，若然我能夠在當時以比較理智的想法去面對母親的身體漸漸走下坡的事實，便會不再要求母親要從口部進食，改為由鼻孔插入餵食喉管。但是我卻不能叫自己相信經過多番努力才能夠讓母親從口部進食的成果就此失去，所以我花上比從前更多的時間從口部餵母親進食。但情況卻沒有好轉，還不幸地經常有肺炎的病狀出現，經常出入腦外科病房。

就在一九九七年聖誕翌日，母親再次出現肺炎症狀，我在星期六清晨送她到廣華醫院急症室，其後安排入住腦外科病房。那天是病房大巡房的日子，我守候在病床邊跟已認識多年的護理人員逐一打招呼，向美珍姑娘說出要約見郭正光醫生，因為病房內的護理人員都知道我懂得規矩，所以美珍姑娘說只要我見到郭正光醫生巡房完畢後，便自行找他談談母親的病情，無需要另作安排了。

跟郭正光醫生見面的時候，他對我說母親的肺炎並不嚴重，應該很快便會康復，而我就談及跟肺炎截然不同的事情，就母親頭蓋骨下陷的情況表示擔憂。其實這個情況已經出現了一段頗長的日子，但大家都基於這並不是會危及母親生命而將它擱置在一旁，認為若然只是為了美觀而再動一個需要全身麻醉的手術，是極之不智的決定。

但在過去的一年當中，母親頭蓋骨下陷的情況越來越嚴重，從表面看來恰似是跟本就沒有把頭蓋骨放回原位。每一次陪同母親來到專科門診部覆診遇見郭正光醫生的時候，他都會刻意撥開母親額頭上的頭髮，看看頭蓋骨下陷的情況。但在這個週未，不知何解，在我心裡不停地湧現出希望替母親重新補回頭蓋骨的念頭，當郭正光醫生聽到我有這意念之後，他說若然母親能夠承受得起再次全身麻醉，那麼便可以一試，但這並不是他一個人能夠決定，必需要得到麻醉師的同意，他答應在母親的肺炎痊癒之後，便會小心處理。

這夜，我一如往常慢慢餵母親進食，而母親就因為肺炎的原故，嗆喉的情況特別嚴重。千辛萬苦才勉強把食物送入母親的體內，之後便讓她躺下來休息，而我亦需要把喂食時的緊張情緒放鬆。一會兒後，司棋姑娘來到母親病床邊綴寫病人日誌，她看到母親沉睡的樣子，覺得蠻可愛的，還跟我談及照顧母親的日常生活細節。就在大約晚上十時左右，我原本是等候姑娘派發這天最後一次藥物給母親，突然間，我發覺母親有點兒異樣的反應，身體好像是崩緊著，我在床邊用雙手輕輕撫慰她的臉兒，叮囑她不要太緊張，但情況並沒有好轉，反之她的呼吸更開始表現出有點兒困難，我按奈不住不安的心情走到當值人員值勤室，把司棋姑娘拉到母親床邊，她一見到母親便說她正在全身痙攣，立刻把氧氣罩放在母親面上，快步走到值勤室把當值的甄醫生拉來，不一會兒，母親的床邊便站滿了醫護人員替她進行搶救，我獨個兒站在病房門外隔著玻璃窗凝望著他們，感覺到死神正正站在我身旁，問我是否已經準備好讓祂帶走母親，我沉默無語，不知如何回答這個應該早已準備好的問題。

不久，甄醫生叫我走到母親床邊，詢問我，母親是否經常會如這樣的痙攣，我強忍住淚水說：「…她並不是這樣的！」之後，我府身在母親臉上輕吻，再次說：「…她並不是這樣的！」此時，淚水再也止不住，滑落下來，所有站在床邊的人都看到，冼姑娘見到我的情緒十分激動，便叮囑我立刻通知家人來醫院，我那魂不附體的身體任憑雙腳帶領走到護士值勤室，拿起電話致電給大姐，要她通知所有人趕來病房，隨後我再次站在病房門外 隔著玻璃窗凝望著一群正在替母親進行搶救的醫護人員，聽到他們要招喚麻醉師來替母親插喉幫助呼吸，在這個時刻，我對那位站在我身旁的死神說：「…我不想就在這樣的情況下…跟母親告別！」

沒多久，我的兄姊都來到北座三樓的腦外科病房，目送母親轉送到北座七樓的腦外科高度護理病房。而母親的弟妹亦相繼趕到，大顆兒站在高度護理病房門外守候，這是母親患病以來，最多人同一時間出現在醫院，或許，他們心裡是為了在昔日沒有多見母親一面而感到有點不安，在這個危急的時刻能夠出現，總算是盡了一點心意。現在回想當時的我，心裡一點兒恨意也沒有，我親身體會過要全心全意照顧一個病人的艱辛，某人可以辦得到，並不表示其他人也同樣可以，這個道理我早已明白，但要以同一標準放在每一個人身上，我卻並不是每次都能做得到。站在北七高度護理病房門外，剎那間，對於誰人在母親患病的日子中有所虧欠，已經不再覺得重要了。

司棋姑娘從病房走出來對我說，醫生在搶救她的時候，為了要舒緩她的痙攣情況，給她注射了一服鎮靜劑，沒料到母親會立時停止了呼吸，轉送到高度護理病房後，替母親接駁了自動呼吸機，幾過一個多小時後，還未能夠自行呼吸，情況危殆，我再次從姑娘手上接過病人情況危殆通知書。

在床邊凝望母親半個小時，姑娘便勸我回家休息，等待天亮之後再來，或許情況會有點兒改善。當我踏出醫院大門之後，心裡突然間覺得沒有地方可以容納我那個不安的心靈，我前思後想，決定把母親再次情況危殆的消息告訴給已經不再是我教會牧者的黃家樂牧師知道。那夜，他正好和牧師娘在彩虹村岳母家打點行李，準備入住九龍城浸信會的宿舍。在牧者的牧養經驗中，對於在午夜時分接聽到會友的電話，心裡都會作好要擔當安慰者的角式準備。現在回想起來，牧者這份工作真的要命。我和牧者在彩虹村內沿著馬路走，我的口一邊說，眼睛卻禁不住一邊淌淚，牧者聆聽過我的哀愁後，沉默了一會兒，或許他不知道應該如何開解我面對母親多番受苦的事實，說實話，若然我跟牧者對調身份，我也會有口難言。這種沉默的氣氛，最終都是由我打破，我向牧者坦言，在母病發初期他便一直從旁安慰，我認為自己應該把母親正處生死邊緣的事情告訴給他知道。擦乾眼淚，深深吸入一口氣，激動的情緒平伏下來，牧者告訴我他明天便會第一次在新牧會証道，對於家母情況危殆的消息，他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跟牧者沿馬路在彩虹村走了一個多小時，我便徒步返回當時位於紅磡的寓所，一路上不斷思考造物主會如何安排天亮以後的事情。

早上七時半，我來到北座七樓腦外科高度護理病房，早更護士正忙於為病人清潔，於是我便坐在門外等候，這時候，所有認識母親和我的早更姑娘都前來慰問，對我說母親的情況不算太壞，一會兒後便可以讓我進內陪伴母親。我清楚知道母親正要依賴呼吸機才能維持生命，因為不能在手腳上找到合適的血管，所以在胸膛插上靜脈滴注管，監察儀器的電線纏繞在身上，此情此境第三次重現在眼前。由於一份在病房中友情，姑娘容許我在高度護理病房中陪伴母親直至我想離開為止，所以我每天早上九時便帶同營養豐富的湯水來到病房，由姑娘安排時間餵給媽媽。而我就會一直在病房內逗留到中午，之後便到九龍中央圖書館坐在書桌前休息一會兒，在下午二時回到病房，逗留一個多小時便在早班和中班交接工作之前迴避，再到圖書館休息，好讓在晚上六時正式探病時間能夠有充足的精神。為了要母親回復自行呼吸的能力，我不斷在病床邊提醒雙眼瞪開的母親要呼吸，用手輕按在她肚臍上依循拍子一按一放，但不知何解，她仍舊沒有好轉，依然要倚賴儀器維持生命。

直到今天，我都未曾有過不再想活下去的意念，或許就是在此世間我仍然有很多事情等著自己去做，但相對於母親，在此世間還有那些事情要她處理呢！在我認知的佛門中人最高境界就是無欲無求，但若然真的到了無欲無求，那麼生命還有甚麼目的；為了沒有目的而生活，豈不是已經有了目的嗎？我並不是要質疑任何宗教，只是不明白到了生已無求的階段將會是如何的境況。從我的眼中回看母親的一生，她把兒女養育成人，看到孩子的兒女出生，聽到孫兒牙牙學語，大半生的辛勞也不算得甚麼了。或許，在此世間，已經再沒有事情需要她照料，造物主托付給她的工作都一一辦妥，此生已經無侮了，在她心目中，要延續殘存的肉身生命的意義何在呢？但是當我站在她病床邊的時候，我卻捨不得她離去，縱然我明白生命的意義是曾經活得有多充實，而不是活得有多久。

一個星期過去，母親仍然不能拔掉呼吸機，郭正光醫生告訢我若然再過數天情況依然沒有好轉，便要重新把一條呼吸喉管插在脖子還未癒合的氣孔上，彷彿時光倒流到九五年的五月。

兩個星期過去，母親終於回復自行呼吸，無需要再依賴呼吸機，而郭正光醫生特別準許母親在高度護理病房休養，直到沒有床位提供給另一位需要二十四小時護理的病人為止。而我便利用這段額外的日子為自己作出一些安排，在需要離開醫院小息的時間往外走走。

我還記得當時曾經到過快要三年未曾涉足的香港公園，在沒有其他遊人的溫室裡享受了一個下午，那種感覺就好像重獲片刻自由，打從心底發出微笑。剩搭天星小輪到尖沙咀碼頭的時候，任憑海風迎面吹來，那種久別了的愉悅確實難以言傳。

母親在高度護理病房的第十七日，一個在交通意外中身受重傷的婆婆接受完緊急腦部手術後，躺在母親彼鄰病床上，全身除了面部三分之二的皮膚之外，其他地方都被包裹著，再加上有多處骨折，四肢都由矯形支架承托，這是我看過最嚴重的傷勢，比我母親更甚。

翌日，我從婆婆的親人口中得知這宗意外是涉及有駕駛者不顧而去，有路人經過看見婆婆躺在馬路上代為報警，不知道在意外發生到婆婆送到醫院之間相隔了多少時間，這段時間增加在婆婆身上的傷害實在難以估計。手術後第三日，甄醫生對婆婆的家人直言已經盡了能力，要為婆婆的死做好心理準備，在這段等待死神來臨的日子，婆婆的兒女輪班在病房門外守候，好讓別離的一刻真的來到之時，能夠有人送婆婆最後一程。

婆婆苦撐了一個星期，就在一個中午時分離去了。那天我來到高度護理病房門外，見到婆婆的女兒帶同兒女在門外的椅子上守候，孩子們拿出家課正在溫習，我跟她們打了一個招呼後便進入病房陪伴母親，期間婆婆的女兒亦曾多次進入病房內凝望重傷垂危的母親。就在正午前十分鐘，婆婆的醫療監察儀器監察不到有任何信號，我站在母親病床邊清楚看到婆婆病床上的顯示器中的多條曲線變成橫向，當值的姑娘知道婆婆已經走了，便從病人家屬聯絡記錄中尋找婆婆家人的電話號碼，我知道婆婆的女兒正在病房門外看管著兩名小孩，於是便對姑娘說婆婆的家人應該在病房門外，我可以通知她的家人進來看婆婆最後一面。

我沒有想到送婆婆最後一程的，竟然會是我這個跟她沒有半點血緣關係的陌生人，心中確實有點兒酸乎乎的感覺，為了迴避快將充斥在病房內的哭泣聲，我把隨身聽的耳筒放進母親的耳朵中，啟播著她喜歡的(任劍輝)，之後便離開病房往外驅散內心的憂傷情緒。

我知道在婆婆離世當日，警方還未找到肇事的汽車及司機，可想而知，婆婆的兒女心內會是如何的難受。可能永遠都不能找到真兇，一個對蒼天感到不公的屈結將會伴隨一生。

保持沉默，不多言，就是我在病房內學到的最佳自處方法，雖然這個方法對事情不會帶來好轉，但肯定不會把它弄得更糟。

母親在高度護理病房由姑娘悉心照料將近一個月，身體漸漸好轉，可以拔掉插在鼻孔上的喂食喉管，從新用口部進食。全時間照顧母親的責任，隨著母親遷往腦外料普通病房後，再次回到我的肩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