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法治的第一層守關者，並不是警察，而應該是“香港市民”本身的“道德良心”；這麼樣的說，似乎有點“理想主義”，但是，卻理應是所有“民主”“自由”國家與地區的普遍社會價值觀；若不然，這些“國家”與“地區”標榜的所謂“民主”“自由”，便只是拿來“裝飾門面”的工具罷了！
這個第一層守關者的防線，若然被衝破了，才需要“警察”來堵塞缺口。一般情況而言，在街上“執勤”的“警察”，只是以一種“展示武力”的“威嚇”方式來達至“法律”得以在某種程度上被“遵守”；當“軍裝警察”離開“街頭鬧市”之後，普羅大眾會否繼續“遵守法例”！那便要視乎普遍的“社會價值觀”能否發揮作用。
這種“社會價值觀”其實簡單而言，就是每一個人在成長的過程當中，從親朋友儕身上所學習得到的“是非對錯道德觀念”，究竟是“以滿足一己為主要考慮因素”？還是接受“推己及人”的“人倫觀念”？
“法律”本身就是拿來“限制”人的“過份行為”以免這種“過份行為”影響及傷害到其他人；當“過份行為”被人“發現”了之後，便有可能需要接受“執法者”的調查，以確定這種“過份行為”是否需要接受“法院審訉”來決定承擔“責任”的輕重。
所以，在香港的執法人員，是不會在街上“執勤”的時候，同時以“量刑者”的身份來決定“觸犯了法例”的人所要承擔的責任；就算是“定額罰款通知書”(牛肉乾)也不是即時把罰款繳交給“執法人員”，故此絕對不會出電影《特警判官》裡的主角史泰龍 那樣的“就地正法”場面！
那麼，是“誰人”決定“誰人”需要面對“法庭審訊”這第三層法律守關者？
在香港，一般情況下就是“CID”的當值督察。
就是這位“當值”的“CID”督察來決定“誰人”需要在“明天”到法庭 “過堂”見法官；所以，這個第二層法律守關者在某程度上而言，是擁有很大的“權力”來決定誰是“真兇”！縱然這個所謂的“真兇”只是一種“假設”，還需要“法庭”來“定斷”是否“入罪”！
若然，當值的“CID”對於“面前”案件能否拿上“法庭”之後成功入罪有所懷疑，便會聯絡“律政處”要求“法律建議”，以“律政處”認為能否在法庭上成功入罪的“百份比”作為“考慮”！
其實，這種“尋求律政處建議”的程序，在“第二層法律守關者”而言，是一種“保險制度”，以避免在法庭上“輸掉官司”又要“賠堂費”的“全輸局面”出現！
因為，在法庭上“輸掉官司”並沒有甚麼“丟面子”，最“難堪的”就是要“賠堂費”給“被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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