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文明建立在對本能的壓制之上，每一個體都必須做出一定的犠牲，如人格中的權力慾、進攻性及仇恨性。正由此文明才得以產生─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的共享。”《弗洛伊德文集‧性學三論‧附錄》
需要“犠牲”的人絕對不是我！
“權力慾”在不自覺的情況下呼喚著不滿足現狀的那群人！
“進攻性”時時刻刻都提醒著那群人在遇上“此路不通”路牌的時候必需要“推倒它”！
“仇恨性”在每次“寃家路窄”的時候，總是教人按捺不住，要去“算舊賬”！
或者，人們都習慣了在文明的外衣之下，深藏著一份“蠻野的本性”，只需要一丁點兒的刺激，便會爆發出“獸性”。
可能，“文明”發展到了今天的境況，正處於一個三义路口；某些人在“文明”外衣裡找不到“實現自我”的途徑，眼看著別人擁有自己卻落空了，心裡不平，怨天怨地，到最後找到了一個有代表性的對象來洩忿；先來一個“董建華下台”，再來一個“曾蔭權你同我混出來”；之後又來質問一句“不要問我替社會做了甚麼，要先問下政府為我做過甚麼？”
“文明”走到今天變成了已經回到了“文明”還未被詮釋為“犠牲個人滿足”之前的孕育期。
“個人的慾望滿足”再一次被提升到需要被重視的層面，在這個基礎之上，需要運用甚麼的手段來達到目的，便成為了新一代“熱烈表態”的“潮流”！
或者，“文明”的價值是不需要質疑的，問題是在於運用“野蠻的手段”來達到“認為是文明的目標”是否合宜？
當“物質文明”走得比“精神文明”快很多的時候，碰上了個人在社會裡的“自我實現”沒有方法“達成”；那麼，“文明”的普遍意義便會被“野蠻”的手段來從新定義。
當下的“香港”，也正好“路過”了這一條“文明”的三义路口，真的是“各路人馬”齊集一堂，各自表述“何謂文明”！
或者，當人習慣了用“非文明手段”來“追求文明”的時候，前人心中所提倡的“文明”已經扭曲了！
一些只能夠在“非常時期”運用的“非常手段”被濫用，成為了一種慣性“手段”的時候，“進攻性”與“仇恨性”必然會變成為群體的“催化劑”；當群體裡每一個成員都認同“非常手段”的運用，便會演變成為“社會風氣”。
“社會風氣”不可以強行撲滅，只能夠以另一種“社會風氣”所取代。也就是說，“社會風氣”並不是“一覺醒來便出現”，而是經過一段日子在社會裡孕育，到了所有條件都合適的時候，才透過很多個不同的個體展現出來。
故此，當 伊德 坐在電視機前一邊看著“長毛之流”的“不文明舉止”得到無數個八十後個體所跟隨而感覺到“不堪入目”之際，也會撫心自問一句，自己是否也曾經助長過這種“社會風氣”孕育成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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